为何要造就有批判思维的学生？

吴天枢

如果有人问我，你认为一个好学生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无疑，我会回答，应该具有批判性思维。威尔·杜兰在探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将教育放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之上，他认为“这正是人类由野兽变为人类的媒介”。我认为，由批判思维指导下的教育，传授、鼓励、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思维的教育才能真正达到这个目的。

为什么这种教育才能达到教育的真正目的呢？如果教育仅仅是传授技巧的话，那么大部分动物进行的特殊技巧的世代传授便可视为教育。打洞技术在老鼠族群中的留传，筑坝技术在水獭族群中的留传，无一不可视为教育。这是荒谬的，因为这种“教育”并未将野兽变为人。如果教育仅仅是传授道德观念的话，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在许多动物种群中，均存在着严格的等级秩序，不同的“阶级”谨守着本“阶级”的义务，如果谁敢越雷池一步便会招致整个族群的攻击。从广义上来说，这也可以视作道德，但这种道德的世代传授也并未将动物变为人。那么传授什么才是教育？必然应该传授那些真正区别人和动物的内容。而什么才是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是批判性的思考。什么样的人是能够批判思考的人？有意识地主动质疑，有目的地主动研究，有逻辑地主动思考。

马克思主义者相信意识是为人所独有的，这是区别人和动物的关键。意识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像，是人对外界信息的主观的加工。这其中有两个要素，第一是接收来自外界的信息，第二是个人进行加工。显然，当代的中小学基础性教育多重视接收信息，而往往忽略加工信息。且重视接收信息，也仅仅重视于接收课本上的知识，并不看重于学生自己调查搜集的观点和看法。我们不妨拿当代教育用以测试教育成果的手段——也就是考试——来举个例子，以证明当代教育重视的是信息的接收。拿文科综合举例，在北京２０１１年高考中，历史十二道选择题中，有七道题通过翻书可以找到；而政治的主观题答案，则大多是书中原句。这意味什么？如果你记性够好，笔速够快，那么你的文科综合就有可能取得高分。这同时意味着如果在教育中加强信息接收的训练的话，往往会卓有成效。可见，当代中小学基础性教育是以信息接收为主的，而这必将导致考试向信息接收这一能力偏移，从而开始一个恶性循环。教育便在错误的道路上渐行渐远，根本违背了它原有的、本应当承担的作用。

教育应当传授给下一代这样的能力：对外界获取的信息进行个人的、合理的加工，具体得说，就是批判性思考。当我们拿到课本的时候，不应当止步于“知其然”，更应当进一步，“知其所以然”；当我们被告知一个结论时，不应当止步于熟记这个结论，更应当自己去进行研究，思考这个结论的前因后果，甚至去思考这个结论的正确与否。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被称为第一个数学家，因为他在拿到通过经验获得的定理之后试图证明它们，或者证否它们。这就是批判性思考的本质：将不同的观点相比较，将理论与调查相印证，通过理性，通过逻辑，通过自己的研究调查，对一件事物进行个人评价，而不是“接收——认同——使用”这种机械的模式。而当这种能力传递给下一代时，也就意味着将思考的权利赋予下一代，这也是对下一代的尊重。

与传统的、侧重于信息技巧传递的教育不同，将批判性思维进行传递的教育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才是真正有利的。打个比方，侧重于传递信息的教育像是一根垂下来的线，从上到下只有这么一个，如果有丝毫损耗，那么这根线就会断掉，知识就会失传。而侧重于传递思考能力的教育就像是一座金字塔，知识从一个点开始，经过重重传递，便会愈加丰富。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前者传递的是知识，后者传递的不仅是知识，还有创造力。“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在自然界中，在人类社会中，同一个机理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如果在教育当中单纯地传递这些表现形式，那么可想而知，没有一个人能掌握其中的奥妙。但如果教授学生思考的能力，也就帮助他们自己去发现原理和现象之间的联系，也就能够创造更多的知识。一部电影中上帝这样对一个迷茫的人说：“当人们乞求勇气的时候，上帝应该给他勇气，还是应该给他获得勇气的机会？”同样，当人们渴望知识的时候，是应该教授给他们单纯的知识，还是应该教授给他们获得知识的方法？所谓“授人以鱼不若授人以渔”，此之谓也。

在我至今的学习生涯当中，有一位高中老师便是以这种理念来教育我们，这对我的成长起到了十分关键的作用。他是位历史老师，负责出期中期末的历史试卷。这些试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最后一道题永远是对一个历史阶段、事件、人物的评述，而评分标准也很简单：能自圆其说即可。这就是说没有正确的答案，只要你能说出你的观点，说出你的合理的理由，能很好地用理由支撑观点，并能够为人所理解，这就是好答案。显而易见，这种出题方式，其考察的不是个别知识，而是你对知识的思考。你当然可以支持隋炀帝修筑运河，可以反对康梁的不成熟的改革，可以赞扬抗日战场上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可以抨击中国当代的苍白式的繁荣，只要你有证据，只要你有正确的逻辑，这就会是精彩的回答——即使你跟课本上的内容截然相反。这位历史老师最常说的理念就是critical thinking，就是批判性思维。他常常强调自己的观点也不一定正确，强调书上的知识也不一定正确，目的不是让我们攻击老师，不是让我们扔掉书本，其目的是让我们有自己的看法，让我们培养起评价的能力，培养起识别对错的能力，培养起怀疑的能力。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这种教育方法，无疑是为了让我们找到自我存在的感觉，让我们意识到“我”的存在，让我们发挥“我”的价值。我想，这才真正地找到了教育的真谛，才真正地试图发挥教育的作用——将野兽变为人。

在大学的学习中，批判性思维更加重要。因为大学的学习更加灵活，更加需要个人的思考。老师的作用从手把手地引领转变为在大方向上给予指点，而学生则在一条道路上独自前行。如果无法用批判的思维来思考一切的话，遇到分叉路口就必然会遇到迷茫。事实上，这种分叉路口在大学中十分常见。在同一个名词上，有数个流派的不同解释；在同一个内容中，有数个看法的不同争论。面对这种分歧如何选择，这完全取决于学生自身。而一个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面对不同看法，定然会不知所从，既不知道如何证实一方，也不知道如何否定另一方。因为他们习惯了唯一答案，习惯了服从，也便不习惯了自己去研究、自己去思考。因此，没有批判性思维的学生进入大学，正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

在大学的教育中，批判性思维更加重要。其原因在大学之通性，在中国教育之特性。大学是人生中最后一个全职学习的场所，也是人生中最后一个能够包容错误的场所。走出大学，面对社会，再去学习这项能力恐怕为时已晚。而这种能力又是成功所必要，可见大学是培养这等能力的最后良机。而大学又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如若没有批判性思维，学生只能随波逐流，无法提出自己的创见，这根本地违背了大学的宗旨。而在中国，由于中小学对这种能力培养的缺乏，致使大学多数时候要从头培养起，也便要担更重的责任。

在大学的教学中，没有对学生批判思维的引导，只相当于照本宣科。一个好的大学老师，他的学生应该时常与之探讨学生自己对教学内容的看法，应当引导学生对自己教授的内容提出质疑。这比用考试来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能力强上许多。因为考虑到同一标准的问题，考试多是以课上内容为主。但如果像高中一样，只要把上课的讲义或者课本背的烂熟就能够拿高分的话，大学的教育又有什么用呢？大学对人格的培养又体现在何处呢？从手递手传递知识到让学生自己去寻找知识，在这种转变的过程中，批判性思考的教育是必不可少的。

这种教育不是在培养支持者。事实是，更多的时候，这将导致学生对老师的怀疑，导致人们对权威的怀疑。在传统观点看来，这并不是值得称颂的，而这也是人们不喜欢这种教育的另一个原因。诚然，尊师重道是每一个学生所必须的品格，但由批判性思维所带来的怀疑对尊师重道并不构成显然的威胁。正如证明勾股定理一样，证明一件事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进行，但即便如此，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殊途同归的。同理，如果客观上来讲老师或者权威是正确的，那么就应该允许学生怀疑自己，因为这种怀疑并不必然导致错误，反而可以让学生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相反如果老师或者权威是错的，那么我想更没有理由去阻止学生的怀疑。

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怀疑其实也有其传统。亚里士多德曾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说的就是在尊重老师的基础上还应该进行逻辑上的谨慎思考，以更加接近真理。事实上，这种由批判性思维对社会的发展也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不难找到由狂热追随权威带来的悲剧，对此，奥本海默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盲从正义的危害无法估量。这样的问题不单单出现在政治领域，它还出现在科学、个人生活、文学和艺术的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用一种被称为‘风格’的办法解决这一问题。这个风格让我们行动迅速但不莽撞，这个风格让我们满足外交政策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他民族的需要和感受，这个风格让我们谋定而后动，这个风格就是使权力让位于理性。”由此可见，这种由理性、由批判性思维所带来的对权威的怀疑，是我们这个社会试图前进的必需品。因为这种怀疑能够让人们不满足于指令，让人们对世界、对社会进行个人的思考，从而调动起每个人的创造活力，推动社会进步。这种批判思维，我们可以在公元前四、五世纪希腊推行民主政体的过程中看到，可以在十六世纪德国宗教改革的过程中看到，可以在十八世纪美国、法国实现人权革命的过程中看到。先贤们都是从现有的丑恶出发，基于人所共知的普遍真理，依靠形式正确的逻辑推理，对当时的社会现象进行个人的批判性思考。这种批判性思维造就了人类社会的黄金时刻，也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由上面我们可以看出，传授批判性思维是教育的本质体现，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应当如何进行这种教育呢？就我所接受到的教育来讲，我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友好的，以理性为基础的交流。这种交流既可以在课堂之上，以课本知识为内容，也可以在课堂之下，以课外阅读为内容。这如同一场辩论，但没有固定的规则和限制，也不一定要有最终的结论，其目的在于引导、鼓励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在高中刚刚入学之时，我们就开展了一场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利弊”的讨论。老师让我们每一个人先期对这个题目进行个人研究，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之后在课堂上对这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其中的关键是，老师并没有对这场讨论定下主基调，也就是说并没有意识形态上的偏向。这使得这场讨论能够真正引发同学们的思考，而不是对任课讲师的心意的揣度，而后者更像是当代中小学基础性教育的主基调。在这场讨论中，老师也并不是以裁判的身份出现的，而是作为讨论会中的一份子参与这场讨论。既然是讨论，老师所使用的口气便自然不是说教，而是上面所说，平等的、友好的、以理性为基础的交流。在这种时候，老师的观点也许要有确凿的证据支持，也需要依靠严谨的逻辑支撑，否则便全然没有说服力。当老师不依靠权威，而是依靠理性和真实来讲课的时候，这时所进行的教育就是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的教育。而以这种理性思维为指导准备的教育内容，想必是不会受到学生理性怀疑的影响，因为真理是不惧怕推敲的。如果在严谨的准备之下，这种教育不仅不会影响正常的秩序，更能够体现教育的本质。这样，我们就找到了进行批判性思维教育的途径。

大学当中的以培养批判思维为宗旨的教育如何开展？至少不应该是照本宣科，至少应该留给学生们思考的余地，至少应当鼓励学生去比较、去质疑、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理性讲课。这种时候，苏格拉底的“助产妇”式的教育就十分适合。在回答学生的提问时，不是直接告诉答案，而是抛出更多问题，能够让学生自己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这要求老师不仅要回应学生，而且要积极地回应、刺激式地回应，引导学生自己去研究、去调查、去思考。这无疑是对教育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作为教育者，这种要求是必然的。因为实现教育目的的方法正在于此。

综上所述，传授批判性思维是教育发挥将野兽转化为人这个作用的关键所在，也是帮助学生顺利成长的关键、丰富人类知识的关键、推动社会进步的关键。它培养的不是机器人和傀儡，不是权威的狂热追随者，而是能够进行理性的逻辑思考的真正的人，能够积极地去自己调查研究的人，能够合理质疑并热衷于寻找答案的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教育对教育者是一个不小的挑战，但我认为，只有接受这个挑战，努力践行这种教育，才能真正发挥一个教育者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