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杰伟

老竹是我儿时的同伴，比我年长六个月。

他的本名叫袁竹中。小时候，我们这些儿时的玩伴，两个人之间玩得比较好的，就不直呼其名，而是在前面加上一个“老”的前缀，再从姓名中取一个字组成一个称号，称为“老某”，就是对方的名字了。除了亲兄弟以外，都这么称呼。甚至有些村里的女孩子也学着这么叫。

我们村全部姓袁。我们懂事时，村里还没有出过“五服”，即五代。若按老舍四世同堂的界定，我们一个村是典型的四世同堂。因此也绝不存在什么谈婚论嫁，婚外情之类的事情。一个村就是一个大家庭。

既然是一个大家庭，相互之间的称谓是必须保持基本礼数的。我是家字辈，竹中是仕字辈，比我晚一辈。他便不管我称他为什么，他都称我“杰伟满”。“满”就是叔的意思。

老竹比我大半岁，比我早一年读书，小学毕业就辍学了。他从小就干农活，土里田里山里的活都拿得起放得下。而我的动手能力很差，到山上砍柴，砍得断柴，但砍了一堆后，捆不起来。要砍两三根又长又细的小杂木，打成结编成一条，才有足够的长度将一堆柴捆好。我往往是结打不好，捆一下就松了或断了。或者勉强捆紧，把禾枪一插进去，挑到肩膀上，就松了。禾枪是两头尖的一根木棒，两头各插一捆柴，当作扁担挑。之所以叫作禾枪，因为这两头尖的木棒，是用来挑禾苗和稻草的。

于是老竹便砍两根或三根小杂木条，编成结实的一根，再将柴堆牢牢实实的捆起来。这样将两堆捆好，他怕捆得太紧我插不进去，还用禾枪帮我插进去，再捭起这一头放到肩膀上，用禾枪的另一端插进另一个柴捆，我只要挑上走就行了。由此形成习惯，我每次跟老竹他们一起上山砍柴，便只管砍，打捆好像就成了他的责任。

在山上偶尔遇到土鞭土（一种土蛇），我吓得大叫，如果隔得近，我都会吓哭。老竹就过来安慰，一边还扬言要将蛇打死。我怕看到蛇的尸体，连忙说不要打，意思是只要蛇跑了就行。老竹说见蛇不打三分罪，一定要打。我再三恳求，老竹才不追着打了。

我挑的柴只是一小担，大概五十斤。老竹的柴一担很大，走在路上只见柴不见人。遇到水田边的水沟或水圳，我吓得不敢跨过去。老竹便放下自己的柴担，帮我先挑过去，再回去挑自己的。

我进入初中以后，农活就干得少了。高中时，我只干了一个暑假的农活，就基本上“脱产”了。只顾追求自己的前途，对生我养我的这块土地，渐渐疏离。我已俨然不是家里的主人，而是一个客人。开始一个星期回家一次，后来一个月回家一次，到了复读时，基本上是一个学期才回去一次了。这样，我与老竹的交集也就越来越少。

到了我读大学以后，我与老竹之间的差距似乎就大了起来。他整天被晒得黑皮那达，粗衣赤脚。我却即使夏天在家里，也要像我们小时讥笑过的城里人一样：袜子套凉鞋！毫不掩饰自己是个“吃国家粮”的，是“天之骄子”。村里几个读了高中的人，更是把我和老竹的关系比作鲁迅和闰土的关系。虽然我还是称他“老竹”，他也还是称我“杰伟满”。

人生海海，我这个曾经让人羡慕的“天之骄子”，慢慢显出人生输家的劣势来。我三十五岁时还是光棍一条，每月拿着那三百来元钱一个月的工资，饿不死也吃不饱。而老竹凭着自己的勤劳和在乡镇企业做点业务，赚了钱，自己建了三层的别墅，生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很聪明可爱，读书成绩不错。我这个吃“国家粮”的，国家粮也已成为历史，没有一点儿优势。即使放到村里，我那点儿工资，也可算是一个贫困户了。

一晃又是二十多年过去，我终于娶妻生子，在城里购房定居，成为一个正常的完整的人。而我和老竹，也已进入晚年，都已年届花甲。

我不常在家的数十年时间，虽然有我大哥在家与父母住得不远，但我父母似乎与老竹交往得更多。特别是父亲去世之后，家里要换个灯泡，维修风扇，打一担谷子，过年要买几十斤肉，都是老竹在帮着做事。村里都说：“你是伍奶奶的儿子”。伍奶奶是村里人对我妈的称呼。

三年前，母亲以八十五岁高龄仙逝。我们兄弟姐妹在办理母亲的后事时，商量给母亲寻找安寝之地，商量了三个方案，都不满意。正在此时，老竹来了，他说，我那里有一方地，风水比较好，桩都打好了的，你们去看看。

果然是一方风水宝地。两年前，一个嫁出去多年的本村袁姓的后人，想将袁姓老人安葬于此，并说好给老竹十万元。袁姓后人已将地打好桩，只等老人过世，就抬到这里下葬。但老竹因为听信一个什么迷信的说法，予以拒绝了。

老竹说：“这方宝地，给伍奶奶安寝，是最好了！”于是定了下来，母亲就定终于老竹的这方山地里。

我们都很感动。

老竹自己的老母亲也八十有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