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研究重在基础

中世纪时，思想者认为自己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来思考问题是习以为常的事。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他们对过去的看法以及传统本身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那些恰如其分地理解传统的人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比先辈走得更为深远。假如我们不对过去的成果加以关注或深入学习的话，那么就会浪费大量时间去解决已经成功处理了的问题。同样，在哲学领域，人们普遍忽略了这样的事实——现代主要的思想家，包括笛卡尔、洛克、休谟、贝克莱等，他们的哲学思维构成已经被经院化了；即使他们摒弃这种哲学传统，拒绝方式也取决于他们之前的认知。

那么，如何为学术研究奠定基础呢？

我的一位老师常说，做研究就像盖房子，与一个高一千米而地基只有一平方厘米的房屋相比，他宁愿选择建造一座地基为一平方千米且只有一厘米高的房屋。换句话说，基础越广泛，研究也就越持久，但是要想进一步积累研究成果也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人们经常会有一种冲动，那就是事先没有充分的规划或想法便草率付诸行动。我们这些以思考对行为过程产生影响为己任的哲学家，似乎也无法避免这种草率和冲动。显然，要想扬名并取得宝贵而持久的成果，那就必须事先认真计划，并确保有一个牢固的基础。否则我们的教学和创作，也不大可能“永葆青春”。

无论是哲学家还是大学生，我们都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或者一种并不理想的形势下。除了用一个纯理论的思维方法来思考之外，我们还必须谨慎地估计自己所处的形势，并在此基础上作出实际有效的决定。重要的是，为了推动学术事业的发展，我们一定要认清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这样一来，我们就会同时拥有许多项目以及不同水平和层次的研究成果。但是，由于我们的教学应以研究为主导，那么就要确保必须的“生产力”，以满足学校和学生的需要。作为个人，我们需要确定某些长期计划，即我们所希望的能够对哲学文化产生贡献和影响的计划。这种长期项目将产生这样一种效果，即能够使我们经受住未来学术生涯的盛衰浮沉。

作为哲学研究者，我们知道自己所做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也明白，这些研究成果很少直接产生实际的利益，比如经济利益。因此，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向人们证明自己工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其他所有形式的知识，可能会显得更加必要，但没有一个会比哲学的地位更高。因为它不是试图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而是以自身为目的，并且是一项以最高自由为特征的活动。

对一个青年学者来说，很容易在展望未来时感到迷茫或信心不足。哲学所带来的自由和成就既“填不饱一个饿着的肚子，也暖不热一间冰冷的房子”。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愿意像第欧根尼那样为了捍卫哲学而生活！这是因为人们通常想要别人对我们的成就给予应有的认可。如果一个人为了追求学术进步而在竞争十分激烈的领域开始一项长期研究的话，那将走向一个冒险的境地。因为只有少数人能最终成功，而且成功并不总是因为能力，还有一点点运气在里面。也许，正是在这些方面，某些哲学形式，如斯多葛派哲学（禁欲主义）可以帮助我们。当学生们拿着攻读哲学博士学位的计划来见我时，我向他们提出的问题不仅是关于他们自己的能力，而且还包括他们是否具有远见和决心来完成他们打算要做的事情，但远见和决心将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困难。当史蒂芬·麦肯纳着手翻译普罗提诺的《九章集》时就是这样做的，那是因为他觉得这是有价值的生活。就我而言，自己的中世纪哲学有关研究往往不被大众接受，而且研究结果也多年未公诸于世，但它却非常重要。我们必须明白，在人文社科领域，学者需要进行长期的研究，以便最终在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某些工作中取得成果。

我想，有人建议摒弃传统的原因之一在于，施加在学生和青年学者身上的历史重负恰恰是一些破坏创造力的东西。新事物所具有的吸引力之一是它很少受到时代的束缚。在同一时间，播撒在薄土层中的种子往往生长得很快，但当阳光过于强烈时又是怎样呢？学术培养、语言的掌握以及做研究所必备的任何其他技能，其目的就是形成一种真正持久的创造力。这才是“传统”的真正含义，因为在拉丁语中，这个字是传递的意思。由于教师和管理者的存在，我们才得以继续并传递我们所学的知识，并且必须在宽松的方式下进行，而不是那种让人感到泄气和压抑的方式。

我们必须承认打好基础对中世纪哲学研究的重要性，因为人们需要的不只是哲学知识，而且还包括古代语言和现代语言以及古文字学的训练。乍一看，从事哲学研究似乎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但是它却充满着挑战，又令人兴奋，因为人们很有可能在中世纪哲学中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发现。在法国大革命所带来的改革和世俗化之后，许多中世纪哲学文本就被遗忘了，或是摆在图书馆的书架上而无人问津。现在，我们已经用了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来恢复13世纪时的很多思想，只是在最近10年，我们才开始探索14世纪初的哲学。对于一个愿意为哲学的继承和发扬作出实际贡献的学者来说，中世纪哲学领域是特别能够实现这种抱负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